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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的咏史诗创作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09:29:09 阅读: 来源:岩棉条厂家

(一)王维的咏史诗创作

王维不仅是出色的田园诗人,同时他的咏史诗也写得很有特色,他的咏史诗可分为妇女题材、君臣题材、豪侠题材和隐士题材等几类,约10余首,主要代表作有《息夫人》《西施》《班婕妤》《过始皇墓》《李陵咏》《夷门歌》《偶然作》等。

1.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情怀

王维咏史诗不多,但与其山水田园诗风貌完全不同。《李陵咏》之咏李陵、《偶然作六首》之咏楚狂与陶潜、《夷门歌》之咏侠士侯嬴,都写得慷慨豪迈,既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气,又有重个性、任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怀。且看两例,一是《李陵咏》:

汉家李将军,三代将门子。

结发有奇策,少年成壮士。

长驱塞上儿,深入单于垒。

旌旗列相向,箫鼓悲何已。

日暮沙漠陲,战声烟尘里。

将令骄虏灭,岂独名王侍。

既失大军援,遂婴穹庐耻。

少小蒙汉恩,何堪坐思此。

深衷欲有报,投躯未能死。

引领望子卿,非君谁相理。

这首诗主要是把李陵作为一个悲剧英雄,刻画李陵的悲剧命运。诗人写李陵的出身名门、少年壮气、征战沙场,都写得飞扬壮大。而对于李陵的结局,又让人不能释怀。本为投躯报国之士,却成为背恩忘耻的罪人,他的“深衷欲有报”,除了苏武又有谁会相信?世间有甚于死者,莫过于背负一个千古不赦的恶名,与杀身成仁相比,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。诗人对李陵且叹且怜,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。然而诗人虽感叹却并不哀伤,依然以颂咏英雄为主调,读起来壮气十足,呈现出特有的盛唐气象。

再来分析其《夷门歌》:

七雄雄雌犹未分,攻城杀将何纷纷。

秦兵益围邯郸急,魏王不救平原君。

公子为赢停驷马,执辔愈恭意愈下。

亥为屠肆鼓刀人,赢乃夷门抱关者。

非但慷慨献良谋,意气兼将身命酬。

向风刎颈送公子,七十老翁何所求。

这首诗吟咏的是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侯嬴和朱亥,主要突出一种豪侠意气。以12句共84个字,叙述了魏无忌信陵君与京城大梁夷门小吏侯嬴之间的故事。一方是信陵君真诚的礼贤下士,一方是侯嬴轻生命、重义气的高风相酬。在简洁的诗句里,形象地塑造了历史上这两位人物的高大形象,其中也寄托了诗人的义气豪情。参照前一首,可以看出王维咏史诗中激扬慷慨的现世情怀,与山水田园诗中宁静淡泊、万事不关心的诗人形象判若两人。这些咏史诗多创作于诗人较关心社会现实之前期,由此可以看到王维作为封建士大夫更为真实的一面。

2.融入个性化的议论

王维咏史诗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融入了更多的议论。诗人个性化的叙述,有时就是个性化的议论,比较典型的是《西施咏》:

艳色天下重,西施宁久微。

朝为越溪女,暮作吴宫妃。

贱日岂殊众,贵来方悟稀。

邀人傅香粉,不自著罗衣。

君宠益娇态,君怜无是非。

当时浣纱伴,莫得同车归。

持谢邻家子,效颦安可希。

其中既有“贱日岂殊众,贵来方悟稀”这样精辟的议论语,又处处以叙为议,主体的情感态度蕴含在个性化的叙述之中。由于诗中议论的加强,真实体现了盛唐诗人对历史独立思考的自我意识。

总之,王维咏史诗的艺术特色较为鲜明,叙事精要,气韵流转,而又具飞动之势。在王维诗中,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,审美意义更为突出。对于他所吟咏的历史对象,王维有着深入亲切的体察。他要表现的不是历史人物的外在形迹,而是其个性、精神与内在的情感。因此他完全摒弃了初唐咏史诗“叙”、“赞”式的体例,不对人物事迹作直接的叙述,而是集中笔墨来突出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本质,在叙述中融入了更多的审美创造。如其《夷门歌》中对朱亥、侯嬴豪侠意气的刻画,《西施咏》中对西施娇骄之态的刻画,《偶然作六首》之四中对陶渊明任性天真的形象刻画,都形象生动,由外及内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境界,印象深刻。

(二)孟浩然的咏史诗创作

由于孟浩然多年隐居鹿门,故其咏史中多以汉末南郡襄阳人庞德公作为题材,在诗中对不肯屈就于刘表而愿意携妻子登山、采药的隐士抒发崇敬之情。《题野人园庐》《题鹿门山》《登鹿门山怀古》《夜归鹿门歌》等,都是在咏庞公中融入了诗人的志趣。如其《登鹿门山怀古》:“清晓因兴来,乘流越江岘。沙禽近初识,浦树遥莫辨。渐到鹿门山,山明翠微浅。岩潭多屈曲,舟楫屡回转。昔闻庞德公,采药遂不返。金涧养芝术,石床卧苔藓。纷吾感耆旧,结揽事攀践。隐迹今尚存,高风邈已远。白云何时去,丹桂空偃蹇。探讨意未穷,回艇夕阳晚。”一改悲慨古人、赋写沧桑的怀古模式,在清幽可人的山水描写之中,缅怀东汉一代名士庞德,表达了追步前贤的隐逸情怀。沁人心脾的山水美景与发人幽思的历史感怀有机地结合,展现出盛唐因地怀古诗的独特风貌。

借历史人物以寄寓心志,是孟浩然一贯使用的手法。他写阮籍的嗜酒能啸和擅长弹琴,“竹林七贤”的相聚酣饮,俞伯牙、钟子期的寻觅知音,都是为了流露自身之狂傲。他在送别诗中时刻忘不了以陶潜的醉酒自比。尽管他有时说话非常洒脱,但真实的一面却是:林泉之隐并非可以一了百了,他在寻求一种“不得解脱的解脱”,而他在心里,却永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实体。

四、边塞诗人的咏史诗创作

盛唐边塞诗人参与咏史创作的主要有王昌龄、高适、岑参、李颀等,他们在咏史诗的创作上各有侧重。王昌龄集中于歌咏宫殿苑囿的题材,有《长信秋词》五首,拟托汉代班婕妤史事,其《浣纱女》,托意于吴越史事西施和郑旦之事,寄寓了讽刺荒淫的主题。高适咏古诗侧重咏古代将相、豪侠、思想家和音乐家,组诗《宋中十首》,分咏梁孝王、刘邦、景公、孔子、庄子、宓子贱、春秋五霸。其中对宓子贱的吟咏,寄托了诗人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,反映了他重视以仁爱治国、追求政风清简的政治愿望。高适还把咏叹主题集中于“济苍生”和“安黎元”方面,代表作《三君咏》歌颂了唐代三位功臣魏徵、郭元振和狄仁杰。以本朝人作为歌咏对象,可以算诗对张说的《五君咏》所创范例的承续。而边塞诗人岑参则立足于王朝更迭、君臣遇合、士子命运的描写。

(一)高适的咏史诗创作

1.高适的生活经历与儒家思想

高适是一位家境贫穷,长期困顿,拓略不拘,胸怀王霸大略,傲岸自负,气质慷慨的诗人。高适生平主要分前后两个阶段,50岁左右是这两段的分界。前段他很不得志。李颀说他:“50无产业,心轻百万资。屠酤亦与群,不问君是谁。”在这50年中又大致可分为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两个时期。在北上蓟门以前,他20岁曾赴长安求仕,失意而归。10年托身陇亩后,他为了寻求立功报国的机会,北上蓟门。在北上途中,他游于魏郡(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),“睹物抒怀”,写了借古抒怀的重要作品《三君咏》,以后转入浪游梁宋时期。这一时期直到天宝八年举有道科为止。这时期,他一面是“渔樵孟渚野”,另一面是做富贵人家的宾客,即本传所说“以求丐取给”。有时也到山东、江苏等地漫游,广交朋友,投诗于达官贵人,寻找仕进的机会。长期的困顿,使他苦闷悲愤,但用世之心未尝减退。他在《咏史》中写道:“尚有绨袍赠,应怜范叔寒。不知天下士,犹作布衣看”,通过借古抒怀,表达了自己对前途的自信。

此后就转入诗人后一阶段。这个阶段包括两次入仕,这是高适个人历史变化的时期。第一次入仕是天宝八载(749),他的诗才受到宋州刺史张九皋的赏识,奏其所制诗集于朝,“荐举有道科”,蹉跎半百的高适至此获得一个入仕机会,心情非常兴奋,炎炎三伏天,他10日就赶到了长安。中第后,被专权妒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,只授他一个小小的封丘县尉,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。次年秋,他以县尉的身份送兵出塞,到达清夷(在今河北省怀来县)。安史之乱后,高适辅佐哥舒翰镇守潼关,战后,受萧宗嘉奖,官至封疆大吏,成为天宝时期的显达人物。由上可知,高适一生追其功名,向往儒家修齐治平,最终也是功成名就。由于他经历丰富,对社会认识较深刻,因此其咏史也多抒发怀抱和志向。

2.借汉喻唐,以表达对边塞的忧虑和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志

儒家入世思想是诗人的主导思想,高适的咏史诗,无论讥世刺时,还是抒发理想、感叹命运,都贯穿着干预现实和执著进取的人生精神。《辟阳城》咏叹汉高祖时辟阳侯审食其与吕后私通的丑闻。近人刘师培《读全唐文发微》一文认为“讽杨妃之宠兼刺元(玄)宗之色荒”,看来并不为过。刺君主昏庸之作,如《登百丈峰》其二,讲述晋武帝司马炎因封宗室而酿造成“八王之乱”,以及因除去州郡而造成“五胡乱华”之史事,所咏与《同观陈十六史兴碑》之“西晋何披昌,五胡相唐突”用意相同,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历史忧患感。诗中还讽刺晋惠帝司马衷因昏聩无能而导致诸王混战,以致四海鼎沸,生灵涂炭。诗人陈述史事,分析乱因,其目的在于为本朝的统治提供借鉴。

高适在咏史中擅长借汉喻唐,以表达对边塞的忧虑和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志。他侧重歌咏的是名将,如汉代霍去病、李广和卫青等;他所欣赏的侠客有朱亥和荆轲等,这与其“(生)性拓落,不拘小节”,“朔气纵横,壮心落落”的个性和豪情相吻合。因此在作品中可见他所咏人物,或怜、或悲、或赞的不同感情,并形成了“直举胸臆”,“气骨琅然”,“感赏之情,殆出常表”的独有风格。有人评说他的诗近于左思,是很有道理的。但也应看到,高适的作品,比左思多了一份历史沧桑感,如他模仿张说而作的《邺都引》,以“古城莽苍饶荆榛,驱马荒城愁杀人”二句发起,吟咏魏宫的荒芜和信陵君的宾客不再。诗中穿插了信陵宾客、侠客、行人,构成了意象的多层面特征。清人吴煊、胡棠《唐贤三昧集笺注》认为该诗“开后人故迹凭吊诗之法门”,从这点看,是左思等人所难企及的。

(二)岑参的咏史诗创作

岑参是著名的边塞诗人,他的咏史作品也成就颇高,他的诗基本不见叙史痕迹,而代之以对古往今来世事沧桑陵替的深刻感慨。诗人往往以特定古迹作为载体,通过富有象征意味的物象来寄托主体的历史幽思,将同一场所的时空相叠合,构成整体组合式的审美时空。如其《登古邺城》:

下马登邺域,城空复何见。

东风吹野火,暮入飞云殿。

城隅南对望陵台,漳水东流不复回。

武帝宫中人去尽,年年春色为谁来。

此诗显然比张说的《邺城引》意象化程度更高。全诗采用一系列古今结合的意象来组织时空,如像空城、东风、野火、飞云殿、望陵台、漳水、春色等。古今变迁、历史沧桑就记载在由这些意象构筑的境界中。城空尚有余殿,或令人想见昔日的繁华,而人去不可复知,可见生命之短暂。只有东风、流水、春色,年复一年,不改初衷。当年曾为繁华增色,如今只堪伴人惆怅。这些写景抒情的句子已远远超出对一时一事的感慨,进入到对历史本质的解读中,但这种解读是通过审美意象所支撑的时空结构来表现的,因此更属于诗意的解读、审美的解读。在岑参的诗作中,靠特定意象来结合古今、传达历史感悟的手法,已运用得相当普遍和纯熟,如《扬雄草玄台》《司马相如琴台》等,都将情与景、古与今结合得紧密而自然,表现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已上到一个新台阶。这对于咏史诗在艺术上的定型具有重要意义。

由上,盛唐时期的咏史诗,在封建社会少有的盛唐精神的感召下,表达了对国家盛世局面和君主丰功伟绩的激情颂扬,浓墨重彩地抒发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、豪情壮志,以及对君遇臣合的由衷向往。虽然诗人们也会怀才不遇,但并没有消沉颓靡的色彩,失意之中仍带有奋发的人生意气和时代精神。他们也会对社会问题给予揭露与批评,以沉着的理性态度探讨历史治乱成败。但目的却是怀着“遭逢圣明主,敢进兴亡言”的济世热忱,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。总之,此时期的咏史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题材开拓性,是在盛唐精神、气象影响下文人心态的全面反映,展现了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互动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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